井冈英烈的红色家书
人生自古伤别离。井冈山斗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纷纷告别亲人,投身革命。英烈们在戎马倥偬中,怀念妻儿音容;在枪林弹雨中,砥砺爱情风雨。让我们撷取几封流传于世的红色家书,走进革命者的内心深处,品读最温暖的人间大爱。
——编者
卢德铭的“行军书”
卢德铭(1905—1927),四川自贡人,黄埔二期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屡建奇功。攻占武昌后,他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武昌警卫团,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劲旅。
南征北战,卢德铭时刻牵挂着家人,留下一封封“行军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亲情的渴望:“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及兄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呓语,呼喊权一(卢德铭的大侄子)、少南(卢德铭的小侄子)。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此时未婚妻瑞勤在家乡等他,年少的卢德铭充满着革命激情,他写信交代家人转告未婚妻:“如果瑞勤真要等我,则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
血与火的考验让卢德铭信仰更加坚定。1926年汀泗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牺牲,他极为悲痛地告诉家人:“这场战役歼灭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着他,他向我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这次战斗成为北伐进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革命胜利的喜悦很快消失殆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卢德铭寄出了最后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家中如果没有钱用,可将杨家的十几石租卖了。”这位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身无分文,对补贴家用无能为力。
1927年9月按中央指令,卢德铭率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担任总指挥。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成为上井冈山时牺牲的最高将领,年仅22岁。毛泽东闻知痛惜不已,连呼“还我卢德铭!”
王尔琢的“托孤书”
在井冈山,有一位立志革命不成不剃胡须的“美髯公”,他是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王尔琢(1903—1928),又名蕴璞,湖南石门人。1924年,他告别新婚妻子、有孕在身的郑凤翠,考入黄埔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时,王尔琢的女儿已经3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1927年初,王尔琢想在途中与妻女团聚,便托同乡好友宋人杰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写信约妻女来见面。
郑凤翠带着女儿桂芳欢天喜地地从家里动身。兵荒马乱,交通阻隔,母女俩在长沙滞留了三个月,历经艰辛终于来到武汉。此时风云突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尔琢从北伐将领成为被通缉的“中共要犯”,四处躲藏。郑凤翠并不知丈夫的险境,身上盘缠已快用尽,丈夫音讯全无,只好带女儿返回家乡,并留下一封幽怨的信。
蕴璞:
我和你的女儿小桂芳,于二月初二从家动身,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直到二十八日,才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来到你约我和桂芳会面的地方。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见到你,小桂芳心里很难过……
数日后,王尔琢与宋人杰秘密来到黄土坡21号,此时已人去楼空。读罢妻子的信,王尔琢热泪盈眶,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取代了儿女之情。他当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托宋人杰转交:
“……此次凤翠母女来汉,未谋一面,实为憾事……为了让万千的母亲和孩子能过好日子,白发老人皆可乐享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誓不还家乡!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信尾还附上“阅后即烧”字样。
王尔琢在信中,既坦明了“革命不成功,誓不还家乡”的心迹,彰显出舍小家、顾大家的大情怀;又向父亲交办后事,饱含对妻女的爱怜,实际上写了一封“托孤书”。
不久,王尔琢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指挥五斗江、草市垇、龙源口等战斗,为保卫和发展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1928年8月25日,在江西崇义被叛徒杀害,年仅26岁。噩耗传来,全军悲恸。毛泽东亲自起草、陈毅手书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陈毅安的“无字书”
陈毅安(1905—1930),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炮科生。1927年10月,他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累立战功,特别是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大显身手。
陈毅安为世人熟知的,还有他写给恋人李志强的红色情书。1921年,陈毅安与女学生李志强相识并相恋,两人开始写情书,陆续近十年。这些信,寄托了青年恋人相濡以沫的情感,记述了陈毅安投身大革命的历程,今天已成为很珍贵的史料。
1929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脚部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并与李志强完婚。1930年6月,陈毅安应彭德怀之邀,告别母亲和新婚有孕的妻子,重返部队,担任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8月7日喋血疆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
1931年初,李志强接到丈夫从上海寄回的一封信,她的心情顿时如同坠入冰窖,寒冷彻骨。这封信里装着两页素白信纸,信纸上未写任何文字。这封“无字书”,是陈毅安生前和李志强的约定:如果他牺牲了,会把一封没有写字的信寄给她。但她宁愿以为这是丈夫在开玩笑,猜测这封“无字书”可能为了保密,是用化学药水写的,处理后文字会显现,还委托一位侄子到长沙去鉴定。不料这位侄子做事虚浮,信被他遗失了。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李志强怀着一丝希望,给延安的八路军总指挥部写信,询问丈夫情况。不久毛泽东委托彭德怀回信,证实陈毅安已于7年前阵亡。噩耗传来,李志强五脏俱裂,泣不成声。这时李志强才相信:那封“无字书”是丈夫在牺牲之前就写好信封,装上空白信纸,交给可靠的同志,嘱咐这位同志如果他不幸战死,就把信寄出,以免家人挂念。
经过漫长革命年代和敌人严密搜查,陈毅安和李志强的54封红色情书保存至今,最后一封“无字书”亦成为红色恋情的少有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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