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他却再也不能站上讲台

——追记共产党员、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周骞

　　新学期开学了，刚满50岁的共产党员、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副教授周骞却再也不能站上他心心念念的讲台。

　　和鼻咽癌抗争了6年的周骞去世前还在念叨未完成的工作、牵挂着学生们的论文。8月28日，在周骞追悼会的现场，两百多人泣不成声。“他把崇高的师德践行到了生命的尽头，一生都在诠释和坚守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党委书记胡庆国含泪说。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94年，周骞从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管理专业毕业，留校当了一名高校教师。他的硕士导师胡列格教授是老党员，在导师影响下，周骞郑重地写下入党申请书。2000年5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周骞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很多专业课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他一次次主动“揽活”。“他就像亲人一样关心照顾我们。”学生张宇琪说，每周晚上的班会周老师都会来，教大家如何选课、规划大学生活，叮嘱早起锻炼天冷加衣，“别的班都好羡慕我们”。

　　在同事杨明老师的眼中，周骞很“不一样”。周骞曾经是他们教研室主任，按理来说，教研室的事是大家一起来做，但是很多时候，为了不给别的老师添麻烦，他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把事情做完了。

　　在学院党务主任李金莲的印象中，周骞很注重学生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教育，他多次自费组织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党员和所当班主任班级学生党员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2016年11月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交通运输系教工党支部开展“讲奉献、有作为”专题学习。时任支部书记的周爱莲讲述了周骞的事迹，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奉献精神”，并邀请他讲一堂党课。

　　“我是一名党员教师。党员教师应始终牢记自己具有党员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既要以合格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又要以合格教师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周骞在党课上说。

　　那段时间，周骞连获两项荣誉：一是被湖南省委教育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二是获评学校首届“教学奉献奖”。

　　这两个荣誉都有一定奖金。但“优秀共产党员”所得的1000元奖金，周骞全部当作党费交给党组织；“教学贡献奖”的奖金下发的第二天，他就将其全部捐入学校教育基金。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周骞生前所获奖励和重病期间的慰问金都以交特殊党费、捐赠校基金会、资助困难学生等方式捐出，分文不取。

　　其实周骞的家庭并不富裕，甚至是清贫。他和妻子都来自农村，家里有三个老人需要赡养，其中周骞的父亲也罹患癌症，儿子正在上大学，兄弟姐妹家庭条件也不好。他非常节俭，上下班都乘坐地铁和公交车，系里的老师说，周老师一件夹克可以穿十多年。

　　刚得病时，周骞千方百计向学生瞒着自己生病的消息，“直到瞒不住了，必须面对面审阅、修改论文时，我才知道”。2011级研究生邹桂兰是第一个知道老师在住院治疗的学生，“去看老师那天，他戴着帽子，头发掉了很多，边流鼻涕边讲论文，师母就在旁边给他递纸巾”。

　　后来的几次住院期间，周骞的几个研究生一起“表心意”，用信封装了笔慰问金去看望他。由于深知老师的性格，他们趁聊天的时候把慰问金偷偷塞进了老师的一个袋子里。没想到，他们告辞离开还没下电梯就被刚刚做完化疗的周骞追上：“我现在还能维持。要是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向学校申请的。”周骞觉得，学生能“自信、自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是让他觉得最开心的。

　　“有您这样的老师真好”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对周骞的学生们来说，他们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

　　“对周老师，我只有感激和歉疚。”2015级研究生吕小峰清楚地记得，2016年6月的一个周三，因为一篇论文要请教，与周老师约好在他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室见面。可是那天没课的吕小峰午睡过了头，醒来才发现最后一节课已经下课了。他赶紧从宿舍跑向教室，刚到图书馆路口就遇到了周骞，“周老师说就知道我会从这边过来，所以就在这边等着了”。于是，就在图书馆旁边的草地上，周骞一边用红笔在文章上标注，一边耐心讲述如何修改。

　　天慢慢黑下来，吕小峰估摸着可能讲不完，建议第二天再谈，“这时候师母也打来电话问老师怎么还没有回去，周老师说没事，要我去找个教室继续。直到把论文讲解完，他才去赶公交车”。

　　“那时，看到公交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想着：周老师，能有您这样的老师真好，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的荣幸。”吕小峰说。

　　这样的场景，周骞的研究生经常遇到。在周骞看来，这对一个老师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世界这么大，我与他们成为师生是一种缘分。以前，我常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现在自己的孩子大了，就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们，是人之常情”。

　　在学生眼中，周骞老师虽然平易近人，但一旦是跟学习有关的事，在他那里就来不得半点马虎。

　　2013年下学期，物流1202班有的同学在高数课上挂了科，周骞为此专门开了主题班会。“那是这么久以来，我们唯一一次见到老师发脾气。”罗玉丽同学回忆。

　　只要不在医院，周骞班上的班会他都会参加。“那时我们不知道周老师身体已经不太乐观，每天都需要去医院治疗，那次班会周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建议，还说等下学期天气好了，大家再搞一次班聚。班会结束后，周老师却拖着病躯再到医院输液……”2016级交通运输专业学生康依权回忆起上学期末的最后一次班会说。

　　已经毕业三年的研究生谢婷，今年8月回到长沙决定留在长沙发展。正值暑假，她想着还有很多时间，等忙完手头的事情，在教师节那天跟师弟师妹一起看望周骞老师，当面跟他说一声“周老师，我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机会了。原来，很多事情是不能等的。”她哭着说。

　　（本报记者 龙军 本报通讯员 邓崛峰）